在6月21日召开的网2022湖南地区钢市高峰论坛上，武汉海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研部总监朱力以“高通胀时代下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机会”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对当前全球面临的通胀风险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全球面临的短期通胀风险主要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

朱力表示，全球面临的通胀风险短期来看主要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带来的供给冲击和滞胀压力。二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对俄发动六轮全面制裁，制裁的范围从最初的金融领域，逐渐扩展到了科技、能源等非金融领域。对全球经济而言，冲突和制裁会通过能源供给收缩、粮食短缺、供应链效率下降，加大全球经济滞胀风险。OECD预测，俄乌冲突将使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下降超1个百分点，全球通胀总体可能上升约2.5%。据英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俄乌冲突将使得全球通胀水平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上升3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具体来说，“滞”的方面，体现在增加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不利经济增长。全球主要经济体一季度GDP增长乏力，对各国经济复苏造成拖累，并加剧不平衡局面。“胀”的方面，体现在能源、粮食、金属供给进一步萎缩，全球供应链瓶颈恶化。

俄乌冲突以来，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加速上升，全球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通胀的风险。三月份美国CPI同比达8.5%，五月份美国CPI同比为8.6%，处于历史高位；英国和法国四月CPI同比也高达9%和4.8%。而各国央行以及联储应对高通胀采用的应对措施就是加息，过去3个月中全球央行共计60余次上调关键利率水平，创2000年以来新高。预计明年这个通胀水平会有所缓和。

而疫情的冲击使全球经济呈现滞胀局面。“滞”的方面，体现在人们对未来的增长预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乘数效应扩大投资不足和消费延迟，短期内产能增长受限，供给恢复需要更长时间。疫情后投资需求虽然回升，但不能立即形成产能。消费者信心下降，主动延迟消费，预防性储蓄上升。“胀”的方面，体现全球产业链以及物流受到影响，推升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摩擦加剧了工资通胀。

全球面临的中长期通胀风险是供给下降和通胀中枢上移

朱力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有四个因素将推升供给下降和通胀中枢上移：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呈现老龄化趋势，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2021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意味着我国步入中等老龄化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滑、老龄人口增长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及工资上涨压力会对通胀造成压力；且老年人作为净消费者，储蓄的减少会抬升利率，也易造成通胀。经济增速的下滑叠加物价的上涨，人口老龄化加剧滞胀风险。

二是碳中和与绿色转型。短期来看容易在生产端抬升生产成本，进而传导至需求端造成通胀；又会在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影响经济增长，具有滞胀的特征。

三是逆全球化与产业链重构。疫后对“以备不时之需”的反思和全球格局的变化，导致西方国家考虑分散供给来源，把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产业工人与制造中心的路径依赖，导致成本增加。中国谋求自主创新，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处在上游的国家要么自然资源丰富，要么拥有先进技术。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增加，逆全球化趋势渐强加大产业链冗余和重组成本，供给约束增强。

四是和平红利渐行渐远。俄乌冲突引发欧洲国家计划增加军费开支，这可能会开启新的军费增长周期，挤占私人部门生产供给，和平红利降低，也会对全球性的滞胀产生推动作用。

全球通胀将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

朱力表示，全球通胀将通过外需传导、大宗商品价格共振和外汇市场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外需上升，促进出口制造业生产和投资，而高出口行业的能耗强度更高，抬升能源电力、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宗涨价带来成本推升的输入性通胀。对通胀的直接影响是推升国内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间接影响是通过推升成本进而推升其他商品价格和工资（二轮效应）。汇率对通胀传导的直接效应是汇率贬值会引起进口价格的上升，而进口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消费品，进而直接推升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间接效应则指由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汇率贬值带动进口品价格上升、引起对国内同类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名义工资上升，进而带动不可贸易品的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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